如何看待“互联网+慈善”的现状？

一、如何看待“互联网+慈善”的现状？

作者｜蓝字

原创首发｜蓝字计划

这几个月，在后海站换乘的深圳人几乎都留意到了那些椅子。

温润的原木色，被一片白色矮墙半包围着，椅子尽头还挂了一部电话。路过的人们可以随时在椅子上坐下，拨通电话，和那头等候的陌生人聊聊自己生活中的烦恼、焦虑，甚至无法和熟人启齿的秘密。

| 这些长椅和电话来自“微光计划”，一个关注抑郁症患者的公益项目

往西北120公里到广州，一群程序员正在将考察队带回来的1000多张野生白海豚的照片录入库中，再上传到一个名为iDOLPHIN小程序中。之后，如果有使用者在野外看到白海豚，使用小程序拍下它的背鳍，1.8秒内就可以匹配出这是哪一只白海豚，并弹出相应的“生命故事”。

再向北，一位美团的外送员刚刚将一份由生物降解包装袋打包的午餐交到用户手上。等对方用完餐，餐盒将被统一回收，经过回收、清洁、熔融造粒、改性造粒、熔炼注塑、性能检测等多个环节，最终成为一辆摩拜单车的挡泥板。

在此时此刻，还有无数类似的公益行动正在进行。而我们只需要打开手机，点进任意一个公益平台，就能看到他们在做什么，接下来预备怎么做。做出判断后，再根据指引按下确认键，我们便能将手边的五元钱、几千克能量、一张照片、几件旧衣……转换为物资递送到有需要的地方。

| 给盲人用的计算机，可以把传统的图片变成可以触摸的图形

大多数时候，这些物资又将勾连到更多产业，形成新的供需链，甚至以此赚钱，比如一棵梭梭树的树苗，一瓶衣物消毒剂，或者一项新的技术需求……从而渗透到整个社会经济生态关系里。

这些蔓延到社会每个枝节的变化，是从何而来的？又将走到哪里？

5月20日，在线上举行的2022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给出了答案。这一次，这场中国公益行业规模最大、参与度最高，堪称“公益行业年会”的峰会，将主题定义为“数字有新益”。试图探讨数字化时代公益事业如何创造可持续社会价值。

最震撼人心的，是峰会展示的一组数据：2021 年，通过互联网募集的总善款已经接近100亿元，比五年前增长了4倍。不止于捐款，越来越多的公众也在通过其他行动来助力公益，过去三年来，每年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创新方案，亦正在被广泛地应用在公益问题解决里。

100亿元、4倍、100亿人次，当下，被数字化改造公益行业，就像一个互联交织并且可以无限循环共生的“克莱因瓶”。这个行业，早已被技术渗透与革命，尤其是当它成为了风口、成为了产业，甚至开始讨论每年营收几十亿几百亿的时候。

中国公益的世界，早已变了模样。

三场地震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的公益行业，其实是被三场地震“震”出来的。

2008年5月13日，徐永光正准备飞往井冈山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圣火传递仪式。

他是希望工程的创建之一，中华慈善总会的副会长，2007年又受邀担任了全国性非公募基金、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副理事长，同一年，被联想提名为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

但那天早上，从7点开始一直到登机前，徐永光的电话就没熄过屏。其中好几通都是打给南都基金会的，除了安排配合救灾，他还要求基金会在官网最显眼的地方打上一排大字：“关注四川、汶川地震灾情，支持民间组织救灾行动。”

徐永光有一种直觉：民间公益力量，包括草根公益组织，一定要进入这次抗震救灾，如果不参与这个行业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于是，当天晚上8点，南都基金会联合57家民间组织发布了一份策划声明，承诺将“全力以赴组织力量，各尽所能，出资出力协助政府和灾区抗震救灾”。第二天，又有50多家机构陆陆续续加入进来。

| 汶川地震中的民间救援组织帮助转运伤员

南都基金会先给他们批了1000万，但这点钱对当时参与救援的大量民间组织来说，不过杯水车薪。徐永光又去找了中国红十字会。

一个月后，红十字会发布新闻，宣布拿出2000万元，面向国内民间公益组织和专业服务机构公开招标“5·12灾后重建项目”。这是中国公益历史上，第一次有公募基金会公开招标支持草根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

后来有人把2008年称作中国公益行业的元年，除了那年的慈善捐赠金额首次破了千亿元，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数目庞大却关注度不高的民间公益组织通过汶川救灾开始浮出水面。

这并不是件容易事。过去，中国的公益行动几乎由政府全权包揽。每逢大灾捐赠，信息栏里永远只有三个账号：民政部一个，红十字会一个，慈善总会一个。没有民间组织，甚至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都没有。

比如2003年的非典，民政部就明确发布过公告，要求其他部门和社会组织一律不得接受社会捐赠，已接受的捐赠款物也必须移交给民政部或卫生部。直到2004年，新版《基金会管理条例》确立了非公募基金会的地位，这一状况才有所松动。

而汶川地震灾情迅疾且严重，在官方渠道调动资源的时间差里，大量基金会作为补足第一时间发起了募捐活动，后来民政部对于这一批宗旨和业务范围中包含有救灾减灾以及相关内容的基金会的募捐活动，都予以了事后认可。

尽管当时，民间组织的定位只是“政府主导下的拾漏补遗”，但300来万名志愿者在救灾过程中发挥的力量显然不容小觑。地震发生的26天后，国务院颁发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文件，在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方面，第一次确定了“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方案。

用当时亲身参与了救灾的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的话说：“慈善回归民间的趋势才是慈善事业发展正确的方向。”

路子是看清楚了，但真正走起来，该磕绊的还是磕绊。首当其冲的就是善款透明度的问题。灾后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官方部门，还是民间公益组织，都遭到对善款去向的质疑。

| 汶川地震发生后，香港红十字成立了数据签发中心，对每一位捐赠100港币以上的捐款人出具收据

其实并不是公益组织不想公开透明，而是在当时，公开透明缺乏一系列程序和技术保障。大灾中，几乎所有国人都笼罩在同舟共济的话语体系里，大街上、社区里，随处可见红色的箱子，募捐的没说自己从哪来，捐款的也没问钱要往哪里去。等到事后清算起来，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于是到2010年的玉树地震，起初公募基金会们沿袭了汶川时的做法，民政部也批准了15家民间组织参与救灾。但没过多久，上面话锋突然一转，以保障捐赠资金的合理配置和规范使用的名义，下令除红会和慈善总会外的13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把统一同意“汇缴”给青海省人民政府。

最后靠基金会们的据理力争，统一“汇缴”才作罢，很多年后，徐永光在一次演讲里还心有余悸：如果这事真办成了，中国公益行业的倒退将难以挽回。

另一个困难来自于民间组织自身。由于信息沟通不畅，相互之间也缺乏合作，很多志愿者到了一线以后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在当时没有、也很难有一个机构能够统一指挥大量来自民间的人力和物资。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缺乏组织的民间力量有时甚至会干扰政府的有效救援。

这种尴尬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五年后的另一场发生在雅安的地震期间。

那时民间的热情依然很足，震后仅三个小时，就有上百支救援队伍自发出动。雅安地震的破坏力远小于汶川，48小时后，搜救工作就已经进入尾声，但由于通信不便，灾情信息没能及时扩散，依然有源源不断的志愿者赶来，一窝蜂地堵在了灾区的各个国道和省道上。据说当时整个芦山县城里，救援人员的数量可能受灾者还多。

这一系列乌龙事件也让民间开始反思：我们的爱心，究竟送到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手里吗？以及所有事情是只要有善心、有善款就能完成的吗？

现在回看，这些问题，可以归因到“技术跟不上”。

公益技术的革命

2021年7月20日，汶川地震13年后，距离阿坝1200余公里的郑州城，灾情同样来得迅猛。但这一次的救援故事，已和13年前截然不同。

7月20日凌晨起，河南气象官微连发了七条暴雨预警，紧接着，求助信息开始出现在与暴雨相关的热搜底下。接近午时时，已经有1500多条求助信息通过微博发出。下午五点，微博开通#河南暴雨互助#通道，并将其置顶于热搜榜的最上方，受困人员的地址、人数、现状等系列信息都清晰地列在话题里。

同一时间，作为中文互联网最大的问答社区，知乎开始推送求生指南和救灾经验分享，“中国消防”“新华社”等官方账号在话题里对情况进行介绍。

再晚一点，一则汇集了微博、朋友圈、知乎等各个平台上救援信息的腾讯云文档在网上传播开来，利用其可以实时更新、共享的特性，无数不在现场的人们也得以出一份力，将了解到的求助信息核实后填写入文档里。到第二天早上，文档已经更新了170余版，收集了600多条求助信息。

| 洪灾里高频更新的腾讯文档

高德地图也在21日凌晨紧急上线了互助通道；美团、京东紧急调配了位于郑州的仓储物资；腾讯新闻接入了“较真”平台，对信息进行实时辨别与辟谣；菜鸟开通了绿色物流通道……

交互实时、救援互联，数字化后的公益行业在这一场救援中将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对数字化公益做过一个简单的概念界定：

公益组织和相关方，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工具，创新公益服务模式，提升公益组织的运营效率，重塑公益事业价值链和协作网络，以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

这里面包含了至少两重涵义：一方面数字化可以助力传统公益服务的模式创新和体验升级；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传统公益组织自身的运营效能和信任度。

过往十几年围绕在公益行业身上的透明度争议与服务效率低的两大主要矛盾在数字化渠道里迎刃而解。

沿着基础设施往上，数字化的优势也在层层叠叠地铺陈开。

过去，公益组织或者人士，在从事公益事业时，更多依靠人力与物力堆叠。但受制于有限的人手、拮据的资金和局促的资源，不仅人效不高、影响力不足，在面对公益需求量激增等状况时，往往更会显得力不从心。

但是有了数字化等新技术，过去完全靠人力从事的大量体力劳动，就能被机器所代替，大量无法计算的数据，通过机器和算法就能完成，不仅仅大大地解放了人力，而且以指数级的形式提高的公益事业的效能。

比如2020年9月落地的深圳市养老护理院的“隐形护理员”智慧养老监护系统。其负载的安全监测、安全防护和健康监测的功能，可以实时监测到老年人在护理院内的行为活动，一旦发生意外情况便能迅即地发出警报，既保障了老年人的安全，也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解放了护理员的工作压力。

| 护理老人的也是老人是当下养老院的普遍窘境

公益人士一直关注的平权问题也在数字化的加持下打开了新的口子。在过去，公益行业的生态一直是倒金字塔的结构，大机构，特别是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慈善总会吸纳了大部分资源。没有政府或者商业背景的公益组织，往往都会面临资金、环境、政策等一系列困难。

这些公益组织无法有效获得社会资源，就难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2014年，一家权威机构发布了《公益行业人才发展现状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公益从业者的平均月薪不足4000元，远低于当地的企业与政府部门。

而去中心的数字化技术介入之后，传统的“定向传播-定向募捐-定向救助”的单链条被打破，个人、中小组织参与公益的成本也大大降低。

有了更广泛的募捐来源，各个项目也能往更精细、更多元的方向发展。比如在5月20日即将召开的新一届互联网公益峰会里，云展馆里陈列出来的项目就包含了文物保护、留守儿童关注、抑郁症、乡村教育、养老、环保、助农等多个方面。

数字化的语境里，公益行业正在日渐呈现出不分时空、多参与主体、多项目、多形式的新特点。

公益能不能谈钱

2017年初，公益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起因是那一年8月，徐永光出版了一本名为《公益向右，商业向左》的新书，书里头集中阐述了他一贯以来的观点：公益商业化。

徐永光认为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长期处于低效能状态，建议引入市场化手段改革整个公益行业。他提到一个的案例：山西武乡县岭头村作为一个贫困山村，在2016年开设了50多家微店，两个月农产品销售额就突破了50万元。

“我们要如何分清楚这些是商业里面的公益，还是公益里面的商业？有无必要把它们的界限划得那么清楚？”

一石激起千层浪。9月，和徐永光有过二十余年交情的另一位公益界大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发表了一篇《驳“永光”谬论》，说公益商业化是否认人的利他性，颠覆了公益的本质。

如今，公益是否应该市场化依然是一个被广泛争论的话题，但公益走向产业化却已经成了行业共识。

摈弃掉过去不求回报的道德绑架，产业化后的公益行业具有自我造血能力，有盈利需求并且能创造就业，同时兼具了商业效益和社会效益。而数字化的参与，正在将公益产业的链条不断延伸，将集群不断扩大。

| 公益产业的运营模式

比如这一次云展馆里的阿拉善SEE公益机构的经典项目“一亿颗梭梭树”。

梭梭树是防风固沙的最好植被，过去几十年却遭到大量砍伐，当地农民用它来生柴火。“一亿棵梭梭”项目想做的就是用十年的时间(2014—2023年)在阿拉善关键生态区种植一亿棵以梭梭为代表的沙生植物，恢复13.33万公顷荒漠植被，从而改善当地生态环境，遏制荒漠化蔓延趋势。

起初，梭梭树项目采用的也是传统公益的模式，筹款造林，但由于项目知名度低、影响力小、资金募集渠道不畅、捐赠人参与度较低等一系列问题频频出现卡顿，项目持续造血能力严重不足。

直到2016年8月，支付宝上线蚂蚁森林后，SEE和支付宝达成合作，每当用户做出地铁出行、在线缴纳水电煤、网络购票等低碳行为时，蚂蚁森林就会结出一颗能量球，当用户积攒到17.9kg能量——一颗梭梭树一生平均能够吸收的二氧化碳量——时，SEE就会在阿拉善种下一棵真正的梭梭树。

在自身的项目管理上，SEE也引用了数字化技术，依靠算法架构，对每一棵树苗进行了系统化的信息分类，捐赠人和公众随时都可以对项目情况进行可视化了解。

| 一亿颗梭梭树项目

截至2021年底，“一亿棵梭梭”项目已经累计在阿拉善关键生态区种植以梭梭为代表的沙生植物超过7510万棵。

不止于环保，随着种植计划的深入，围绕着梭梭树的更多产业链也依次展开。首先是SEE在推广梭梭林种植时，还会在梭梭根部嫁接肉苁蓉，长成后再将肉苁蓉卖给企业，给农民带来增收。

与此同时，SEE还会定期邀请志愿者来到沙漠里进行种植体验，实地科普沙漠化治理的同时，也带动了阿拉善的旅游业。据《工人日报》，2019年十一黄金周，人口只有25万的阿拉善盟仅前五天就引来了40万辆越野车，人数高达120万人次。越来越多的目光往这片沙漠投来关注，2021年底，全程在阿拉善取景的环保青春片《梭梭草》在全国上映……

2018年，王振耀在接受《公益时报》的采访时提出了一个观察：公益行业对社会的慈善热情，最多消化了20%。那一年，中国内地的慈善捐赠总额数为1439.15亿元，其中只有31.7亿元来自互联网平台。但到了2021年，在总筹款数额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互联网募捐额却增长至近100亿。

就像那些每分每秒都在滚动刷新的、互联网公益平台项目下的“1元”“5元”“10元”的捐赠记录一样，公益早已融入了每个人的日常。百力荟萃之下，安全网愈织愈密，更多摇摇欲坠的生活、岌岌可危的生命和风沙湮灭的文化正在被托起。

随着数字技术的介入，以及社会资源的重构，这部社会的公益史，更像是人类文明史。

二、如何对待互联网公益慈善？

正确依法依规对待，积极扶持，积极参与，促进互联网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中国互联网慈善公益基金会做过哪些慈善？

会做抗震救灾。助学，医疗救助。

四、有哪些和慈善有关的互联网项目？

这个问题不好答哦。主要是对“互联网项目”的界定有些纠结。试答一下，抛砖引玉哈：

1、一些国外的项目，互联网是这些项目实现慈善目标的关键工具/环节。

1）较大名鼎鼎的

。美国的，2001年成立。简单来说是对美国的7000家慈善组织进行第三方评估，力求客观、公正、量化，为想捐钱的个人和组织提供决策依据。目前能找到的最新的年报是2012年的：

2）大名鼎鼎的

。base在美国，2005年正式注册成立NPO。Kiva通过P2P（个人对个人）的模式，让用户可以给全世界范围内他们能找到的贫困人群提供$25起的贷款。Kiva之所以在国内知名度较高，可能跟创始人之一Jessica Jackley做过的TED演讲有关：

3）最近小火的watsi：

。注册在美国，2012年成立。Watsi首先是一个捐款平台；其次有众筹性质，每笔捐款最低是5美元；第三是它聚焦于医疗费用（medical care）的捐赠，接受捐赠的标准主要包括高成功率（比如不能是成功率低的手术）、总额不高于1500美元、受赠方自身无力负担（详见他们的FAQ：

）。

为啥说“最近小火”呢？有两个事情。第一，Watsi是Y Combinator投资的第一个非盈利组织，据说Paul Graham认为watsi有“革命性”的潜力（

）。第二，腾讯最近（看新闻稿是4月2日）宣布与watsi合作，将其引入中国（

）；watsi的官方网站上，Tencent也列在捐赠者名单中。但个人看watsi觉得最牛的地方是其透明度——"Watsi is an open book“，通过谷歌文档公开所有与财务透明相关的信息（体力好的请翻墙看他们的透明度文档

）。

国外的项目先说到这里。以上是尽可能客观的陈述部分，接下来进入简（tu）评（cao）环节——

欧美国家的慈善大业中，本国的社会问题基本上可由本地的社区/NGO解决，对互联网需求并不高，因此“互联网化”的大多是国际化的慈善项目，比如跑到亚非拉国家捐物捐钱捐人等等，互联网大多时候是展示平台。以上三个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项目吧，如我前文所说，“互联网是这些项目实现慈善目标的关键工具/环节”。

所有看上去很科学专业且严谨的慈善项目，尤其是引入了互联网啊高科技啊的项目，都需要先还原到生活里，可叹在需要慈善公益项目的地方，生活一般都不是“科学专业且严谨”的。比如watsi，其实我对它的模式可行性一直有些小怀疑，它通过与贫穷地区当地的NGO合作来开展项目，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发展中国家通过一个当地组织给一个当地穷人付1500美元医药费”这件事，可以有多少流程、有多复杂、可以多腐败；且watsi成立时间还短，项目流程成熟需要时间……谨慎围观中。

公益慈善很难做，所以质疑和吐槽很容易；但不能因为”难“就全盘否定。希望这些来之不易的创新都能做成：）

2、国内已有类似Charity Navigator和Kiva的公益项目了。基金会中心网（

）就可以看作Charity Navigator的中国版，2010年上线，使命是建立基金会行业信息披露平台，应该为需要中国公益基金会的数据/行业信息的用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哦另外必须要说的是基金会中心网真的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机构！2012年他们发布了”中基透明度指数FTI(

)“，不是郑中基冠名的什么排行榜哦，是”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的意思哦！你别嫌弃这名字，没叫”公基与非公基透明度指数“已经很动听了呢！（中国的基金会有两种，”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你不吐槽会死啊】【怎么办这么吐槽是要被同行封杀的节奏啊掩面遁】

类似Kiva的项目就更多了，以农村小额信贷项目为主，公益慈善组织、商业公司都有在做的，不赘述。

3、上述这些都是平台型的项目，最后介绍几个更”小“的国内的互联网公益项目吧。

1）404页面找失踪儿童项目（

），当你进入一个404页面（”Not Found"）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失踪儿童的照片和信息，从而扩散失踪儿童信息、帮助寻回。这本质上是公益广告位项目，微博博主、网站站长是其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不知道知乎上的朋友们有没有已经加入的？

2）“用碎片时间做小任务来支持公益”的互联网项目，比如小题大作微公益（

）和米公益（

）。简单来说就是将任何一个人的闲散时间利用起来，使其能够参与公益。比如小题大作，就是你可以去答一些有趣的百科问题，每答对x道题，捐赠方就会捐特定数量的资源给某个具体的公益项目。捐赠方信息、项目信息都会在答题界面展示。

这两个项目的主创都是85后和90后，相当优秀，相当靠谱。【慈祥的笑容（嗯？）】

4、绕不开的BAT和新浪公益

BAT其实真不大熟……

做了百度寻人和百度盲道，比如

的腾讯微爱系列。A系列话，

给部分NGO和基金会提供了某种筹款平台，

则主要是资助环保类的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

新浪今年把新浪微博上的微公益和原有的新浪公益频道合并了，给公益项目以媒体传播支持。

个人觉得这三家的公益部分都跟自身业务产品有不错结合（除了阿里巴巴对环保领域的支持），但具体能给到公益组织多大的帮助，那就见仁见智了。

5、最后来个不知如何归类的”十分钟不碰手机“项目（

）。用手机登陆这个页面，点击开始，然后不碰手机，每坚持满10分钟不碰手机，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会给一个贫困儿童捐一天的干净水。项目设计理念是“希望您能接受挑战，通过隔绝一样比水要不重要得多的东西——手机，来帮助那些没有干净水的人们”。

大家对此作何评价？我先来一句吧，this is so American...

五、互联网+大赛突出的是什么？

坚守育人育才“本色”，让大赛讲好立德树人故事。本届大赛进一步回归教育本质，力争从“稚嫩”中突出“不平凡”。新设“本科生创意组”，并设置单独的晋级通道，保障在校大学生深度参赛，让更多创新创业的“未来之星”能脱颖而出。增加了参赛人员年龄不超过35周岁的限制，让更多青年学生有展示机会。

大赛同期举办的“创新创业成果展”，将突出展示各地各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生力军的成果。

六、互联网最突出的优点是？

互联网的优点我们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多、快、好、省。

一、多就是指用户多，信息量多和服务器也多；在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作用下，有着巨大的 利润市场。

二、快是指获取信息和传递信息的速度快。这无疑给信息交流和商贸活动提供了快速的通道。

三、好是指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选择我们个性的东西。不需要因为别的因素而耽搁。

四、省那就是指省时、省力、省财、省物、省心、省神。可节省很多很多的费用。

七、互联网背景下个人有哪些慈善机会和背景？

新的想法可以尝试去做，但对于落后于市场的慈善行业来说，还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

不过最近几年也逐渐流行企业员工对公益组织进行人力资源的支持，以发展公益组织的互联网、管理、市场的人才短板。也许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支持。

八、运用互联网进行公益、慈善活动的主要方式有哪些？

目前（尤其是国内）公益对互联网的应用主要还停留在工具层面，也即把互联网作为实现公益组织某项职能的更有效的工具，如：

1. 信息/活动发布及推广：博客、微博、豆瓣同城；
2. 筹资：淘宝&支付宝，网银；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出现运营流程层面甚至模式层面的公益互联网创新，例如http://wikipedia.org，http://kiva.org这样的革新，以及某种形式的公益云计算平台。

九、在利用互联网开展公益慈善且有所作为的互联网巨头有哪些？

感谢陈志春，把和他的私信贴出来和大家交流：

关于http://gongyi.weibo.com的创新模式，非常好。不过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以为须得成立专业的第三方来完成：一是为商家的宣传不够（如果没有为自己的产品赢得关注，会限制商家的投入。看目前的规模就知道，多是几万十万的规模，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小打小闹。他们没有动力投入更多的预算）；二是资金透明上依旧停留在照片收据这个地步，没有实质的保证，要造假非常容易 （这里我也私信给他们了，联合支付宝财付通设立公共帐户，全民皆可察，可能是一个方案）；三，项目信息的真实信，仅由网民去证实（在证实信息的地方仅一句话：此项目信息真实。这太小儿科了，毫无公信力）。

他们的这个探索非常的伟大，我以为具有开创性。只是他们的位置导致这些事依然只能做到表面。我以为只有引入商业竞争和专业投入才能解决上面所述的问题，而规模的扩大必须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

非常希望和新浪负责公益的产品人多交流，共同做好公益！

十、互联网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互联网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内容如下：

第一个层面是网络安全。这在互联网行业是比较突出的，也是监管非常关注的。这里面首先是内容生态问题，这是一个红线区域。其次是业务生态的问题。我国互联网企业，无论是资金架构还是资金来源，对外资的倚重问题确实存在，包括VIE结构。现在是亡羊补牢的阶段。我国互联网企业在业务生态的自主性、原创性方面，确实比较低，虽然数字经济体量大，但是质量不高，不强大，这是需要改变的局面。

第二个层面是数据安全。客观来讲，从现在监管部门一系列的通报情况来看，大部分的互联网企业，包括头部企业在内，内部的数据治理是有问题的。长期以来我国互联网企业对内部的数据治理相对薄弱，在数字经济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数据跨境问题也是一个风险点。

第三个层面是数据保护、个人信息保护。这涉及到用户权利问题。如果没有历次监管的强力介入，用户的权利在相当时间内被忽视。这个领域也是将来非常重要的点。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长期“缺课”，现在是快速地补课。监管的介入可能会带来阵痛。

第四个层面是数据垄断。这涉及到“十四五”规划里面所讲的数字生态建设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开放、良性的数据流转生态，我国数字经济虽然现在发展速度仍然很快，但是已经到瓶颈期。这关过不了，这些企业可能兴也快，亡也快。